79岁的陈启才是资深“数学狂热分子”，他初中未毕业，但30来，一直追逐不断学习数学知识，目标就是要证明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
至今，他坚信自己证明了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可是他对国内数学界泰斗王元耿耿于怀，并认为1993年3月19日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的《数学爱好者不要误入歧途》的告诫性文章，是封杀“智慧火花在数学思维中的闪烁”。
开篇的话：
这两位老人被我们称为“草根数学家”，是有原因的。他们和数学大师陈景润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他们对数学的追求都是极为痴狂，巧合的是两位老人和陈景润同年出生，他们都研究过数学界的世界难题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
不同的是，当陈景润摘取到数学界“皇冠上的明珠”时，他们才开始了这个方向的研究。更不同的是，陈景润作古后16年的今天，两位已经79岁的老人都深信自己“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”，但是他们苦于“研究成果”无法向数学界“证明”，从而很难得到学界权威的认同。
这是一次攀登数学家的世界高峰壮举？还是老人们沉迷在自己营造的“数学乌托邦”？本期解读周刊将带你走进“草根数学家”们的研究世界。
30多年来孜孜不倦研究“猜想”。
核心提示
陈启才并未受过高等数学教育，他介绍学历时是“初中”，后面还加三个字未毕业。从学历上来看，“初中未毕业”与世界数学难题“哥德巴赫猜想”仿佛风马牛不相及，可是多年前，陈启才就深信自己已经证明了这个数学难题。
陈启才，1933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，他读初中时，正碰上解放战争，于是无心上学，来贵阳打工，他甚至自嘲说自己是中国最早的“农民工”。到达贵阳后，他先在贵州工学院当职工，后来，又到一家公司当了修理工。此时，他爱上密码学。
1978年，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，让中国人知道了陈景润和他1966年证明出著名的“1＋2”哥德巴赫猜想。当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，号召全国的年轻人都来学习知识，学习科学。由此，掀起了一股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风潮。此后，陈启才也不依不饶地朝证明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方向上努力，直至成为今天资深的“数学狂热分子”。
刚研究“哥德巴赫猜想”之初，陈启才在安顺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基础数学的理论书籍。因为非常喜欢这本书，索性以四倍的价格将这本书赔了，占为己有。当时书的定价是五千元(货币改革后合5角)，但赔偿价格是两万元(合2元)，在当时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，这点钱可以买到15碗肠旺面，而陈启才家庭并不富裕。
陈启才说，就是靠这本书，“发现了数学家们证明的一个公式中有漏洞”，并从这个“漏洞”着手，他认为自己成功登上了证明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科学高峰。
陈启才觉得自己证明了“哥德巴赫猜想”后，就开始联系国内的数学家对自己的成果进行认证，可是过了很久，他的“研究成果”始终未得到别人的认可，一些人甚至劝他不要浪费时间。陈启才很生气：“凭啥说我浪费时间呢？这科学研究不是谁的专利，我爱研究就研究，这是我的自由，更何况，我热爱它，为啥子不能为之努力？”
此后，他发现，王元、杨乐等数学家也常发表观点，劝非专业人员不要研究“哥德巴赫猜想”以免浪费时间。1993年3月19日，《光明日报》第八版刊登了署名为“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”的文章《数学爱好者不要误入歧途》。文章中说，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中的一个古典难题，自1742年提出以来，已有250多年的历史，经过中外数学家两百多年的努力，虽然没有不能证明，但对其困难之处已经有很深了解。
文章还说，“许多同志只是从新闻报刊中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，根本没有认真读过一篇数学文献，甚至连中学数学和微积分都没有学好，显然不具备研究条件。这些同志无论花多少时间，也绝不可能解决哥德巴赫猜想，就像用锯子、刨子去造宇宙飞船一样，是不可能成功的……”
这篇文章对陈启才打击很大，他认为这些数学家怎么能够“一棒子”打死一片人，话说得如此绝对，万一就是这些数学爱好者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呢？
79岁的陈启才至今坚信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挑战数学权威艰难的“证明”之路陈启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方法论证哥德巴赫猜想。
尽管受到打击，但陈启才还是想找数学家求助，看自己是否正确。1993年，他前往四川找到数学教授郑德勋求助。陈启才清楚地记得，当时郑德勋教授非常客气，将他的“成果”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后，说自己无法判定这究竟是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，但非常感谢陈启才送来的资料。
郑德勋的态度让陈启才得到一丝安慰，至今他仍然说：“虽然郑教授没有对我的研究有实质性的帮助，但我非常感谢他的态度。我问他是否一定要高等数学知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才行，他说不管什么证明方法都行，高等数学知识也行，初级数学知识也罢，只要能证明，世界认可就行。”
陈启才甚至认为，《光明日报》当年的文章是那些数学泰斗们阻止人们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“阴谋”，“他们担心自己的权威位置被民间人士推翻”，陈启才认为数学家王元和杨乐是“罪魁祸首”。
陈启才认为，自己的成果未得到认可的原因，是这些“数学权威”们不屑看他的研究所致。2005年，他在北京呆了半年，叫板中科院。当时，他刻光碟、印名片，在北京散发。名片上赫然写着：“"民间陈启才坐镇"阿华香味园北京昌平沙河镇扶京门路10号《取哥德巴赫猜想挑战中科院》”。
“但遗憾的是，近半年时间，我花掉许多钱，也没人前来"应战"。”陈启才说。
一次，陈启才听说著名基础数学家杨乐前往贵州工学院讲学，于是立即去向杨乐求助，可是工作人员说杨教授不在。但是，他看见杨乐在楼上，认为是杨乐不愿见自己。“于是我就骂杨乐，没几分钟，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，他去了贵州大学。”
没几天，杨乐在贵州一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说，民间研究哥德巴赫猜想，好比骑自行车攀登珠穆朗玛峰。陈启才感觉简直是“受辱”，他认为这话是针对此前在贵州工学院发生的事情。
“巅峰”还是“乌托邦”？
至今，陈启才最大的困惑是数学界不认同他的“研究成果”。5月18日，他把自己的《哥德巴赫猜想的获证与得解》交给记者，希望得到权威专家的认证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陈启才为了验证这个“成果”，付出的精力并不少。2005年，北京挑战回来后，2006年3月12日，他在媒体上发布了《陈启才数学题征否公告》，公布了自己的证明方法。公告中说，在一年内最先提出否定依据的人，将酬谢拜师费一万元人民币，截止日期是2007年3月12日。
“但我至今没有收到谁提出的否定依据，现在如有谁提出来，我仍然酬谢一万元。”陈启才说。
为了让研究得到认可，不会上网的陈启才请人将“研究成果”发布到网上，打印店的人不会打专业的数学符号，他就买来扫描仪，扫描上去，但这种发布对他研究成果的认定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5月19日，记者把陈启才的证明方法带到贵州大学理学院，请该院院长、贵州省数学学会秘书长韦维老师看看，陈的方法是否证明出了哥德巴赫猜想。韦维教授在认真阅读后说，由于陈启才的证明方法不规范，无法看出他是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，因为他的证明方法中一些参数没有相关的条件限制，公式来源没有注明清楚。因此，贵州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乃至贵州省数学学会都不能认定。
“此外，一些研究者甚至想用试验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。数学与物理不同，试验成功一亿次对物理学科来说，可能总结出定理。可对于数学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，因此，一些研究者用编程来验证哥德巴赫猜想，也不能得到数学界的认可。”韦维说。
“几年前，瓮安、龙里等地都有老师来找到我们，说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，但他们同样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证明方法的不规范，”韦维说。
核心提示
石修光老人也和陈景润同年出生，其对数学的热爱程度和陈启才差不多。他们两人是“贵阳民间数论研讨班”的成员，主要研究方向都是哥德巴赫猜想。
两位老人都在研究上付出了30多年的光阴，他们“英雄惜英雄”，相互认可对方的研究“成果”。
对于两位老人的研究，贵州数学界专家认为，两位老人已研究了半辈子，精神值得敬佩。但基于哥德巴赫猜想证明成功的认定很难，且实际运用意义有限，研究者可把自己多年对数学的理解和研究转向应用方面，容易出成果，且这对数学界的贡献更大。
两位老人均认可对方的研究成果。“草根数学家”系列报道之二79岁的石修光同样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信满满“我弥补了陈景润的不足”
和很多痴迷数学的人一样，石修光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。年幼时，因为成绩好，他从四年级跳级到了六年级，并在当年的期末考试中，取得了数学年级第二的好成绩。
1951年5月，17岁的石修光刚读完初二，便走向了朝鲜战争的战场。参战的士兵基本都是农民，因此有着初中文化的石修光理所当然地成了大伙儿的教员。别人�***��支弹药不离身，他是书本钢笔不离身。但凡有空，他不是在教学就是在自学。
驻地偶尔会在百姓家里。每当这时，石修光都会找来学生们的数学课本摸索练习。“虽然当地学生用的是俄罗斯教材，无法看懂文字，但数学的公式和符号全世界是相通的，我完全能明白。”
当时，还没初中毕业就走上了战场的石修光非常渴望继续学习，并且渴望用自己的母语学习。想尽办法后，他把钱寄到沈阳新华书店，委托该书店寄来所有的初中教材。那时，石修光一个月的津贴只有5角钱，但基本都用于买书。
敌人经常来轰炸，桥梁道路都是他们的目标。在炮火中，石修光和战友经常要去抢修。但即便是在再危险的环境，都没有终止他学习的念头。
这样一呆，便是三年。三年内，石修光走到哪里，书包便在哪里。
三年后，自学完所有初中课程的石修光回到沈阳，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学院沈阳分校。在这里，他完结了高中课程，为后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。
和陈启才一样，石修光看到徐迟的报告文学后，也心潮澎湃。那时很多数学爱好者认为，陈景润能做到的事情，他们或许也能做到。于是，在全国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风潮的影响下，石修光也参与了进去。
1978年时，石修光在黔东南州锦屏县交通局任局长。那时，他频繁地去书店购买数学方面的书籍。一个月200多块钱的工资，三分之一都花在了买书上。
石修光一边上班一边研究哥德巴赫猜想。“因为自己是局长，还不能当着职工的面研究，以免给人留下不务正业的印象。”因此，他的研究时间都放在了周末和晚上。
民院教师黎鉴愚曾给陈景润当过3年助理。日前，他首次接受媒体采访陈景润的贵州情结他要为贵州培养一位高徒
黎鉴愚说，自己和陈景润一样，都不喜欢接受采访，认为这是一件耽误时间的事情。而这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缘由，黎鉴愚说，陈景润对贵州的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，贵州人应该记住陈景润。
1981年夏天，陈景润第一次到贵州讲学。为方便他工作，贵州省教育厅特意包租了一辆的士，每天租金60元，加上食宿，每天约100元。陈景润觉得太浪费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
为了满足贵州人想见这位数学明星的愿望，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对数学作些科普宣传，不擅长作报告的陈景润竟然答应到贵阳六广门体育馆为群众作报告。那一天，数以千计的人提前进场，掌声十分热烈。
1983年7月下旬，陈景润第二次应贵州民族学院邀请来贵州讲学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约法三章：一不坐软卧；二不住宾馆；三不要公家宴请。
陈景润住进了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楼，一套只有5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的宿舍，屋里安放两张单人床，一套藤沙发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全是20世纪50年代的旧家具。
吃饭的食堂是当年修湘黔铁路时的旧工棚，每天5元钱的伙食标准，每餐一荤一素一汤，茄子、冬瓜成了他可口的美食。陈景润主食吃得很少，一餐一个一两的馒头。生活虽然艰苦，但他却很满意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讲学中。
陈景润半个月内共讲课11次，内容是《组合数学》。也就是这一次，贵州民族学院的青年数学教师黎鉴愚引起了陈景润的注意，后被带到北京，成了陈的学生和助手。
陈景润第一次到贵州时，黎鉴愚还没到贵州民族学院。而第二次到贵州时，36岁的黎鉴愚刚进校任教一年多。
贵州民族学院的老师都知道，陈景润这次来的目的除了讲学外，就是想为贵州培养一名年轻的数学老师。因此，在上课时，陈景润便经常提问。
第二堂课上，陈景润把一个有几十项的数学公式写在黑板上，但他故意少写了一项。当陈景润笑眯眯地问大家“这个公式对不对”时，台下很安静。但黎鉴愚看到了这个明显漏洞，就说：“好像有错误呢。”
陈景润鼓励地问黎，错在哪里，能不能指出来。黎鉴愚便上台，在黑板上将缺少的那项补齐。陈景润看了后，非常高兴。在后来的七八天里，更是频繁地向黎鉴愚提问。
那段时间，陈景润在和黎鉴愚交流时，只有鼓励表扬，没有批评。陈景润给黎鉴愚的第一印象，完全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师者形象。
接着，陈景润邀请黎鉴愚去北京给他当助手。哪怕当时已成家有小孩，但跟着家喻户晓的数学大家，能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进一步提升，黎鉴愚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。
1983年8月底，黎鉴愚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
核心提示跟着陈景润干数学的日子
第一次走进陈景润家，是早上9点多钟。
黎鉴愚敲门后，屋内有个声音问是谁，黎鉴愚马上回答说自己是贵州民族学院来的。门很快打开，陈景润喊了黎鉴愚一声“黎老师”后，便将他请进了书房。
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黎鉴愚与陈景润都互称“老师”，哪怕陈景润是数学大家，且大黎鉴愚13岁。
走进陈景润家，黎鉴愚惊呆了。目光所能触及之处，皆非常凌乱，并且布满灰尘。如果非要挑出干净的地方来，就唯有陈景润正坐着的椅子，以及他书桌上常用的那一小块地儿。
没有一点儿寒暄，陈景润很快给黎鉴愚拿来笔和纸，让他帮忙计算一个公式。实在找不到落脚处的黎鉴愚快速整理了一块地方，认真算了起来。
时间一分一秒走到了下午五六点钟，别说晚餐，两人连中餐都没得吃。虽然肚子已经饿得“咕咕”叫，但黎鉴愚想着是第一次到老师家来，不好意思开口。
终于挨不下去了，黎鉴愚对陈景润说：“陈老师，要不我下楼去买些吃的吧。”陈景润说不用，便拉着黎鉴愚到了厨房，将水壶放在煤气灶上后，又拉着黎鉴愚回了书房。
虽然不知道陈景润到底要做什么，但黎鉴愚也不好多问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水壶有响动了，黎鉴愚提示陈景润说水开了。
没想到，陈景润头也不抬地说，让它再烧一下。
几分钟后，两人回到厨房。陈景润将开水倒进保温瓶后，水壶叮叮当当作响，黎鉴愚便问是什么。陈景润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晚餐。”接着，他从水壶里拿出八九个鸡蛋来。
中餐没吃，晚餐就吃几个鸡蛋喝点水。当天，直到晚上11点多，黎鉴愚才离去。后来，为了便于工作，陈景润索性叫黎鉴愚也搬到家里来，两人一块儿过起了没有白天黑夜的日子。
饿了，吃馒头面条；困了，和衣倒头就睡。这样的日子，对于陈景润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但对于生活作息规律的黎鉴愚来说，哪怕再喜欢数学，却也有点受不了。好在两个月后，陈景润的妻子从武汉回到北京，两人在饮食上总算是规律了。
陈景润10多平米的书房，演算的稿纸就占据了一半江山。这里除了黎鉴愚外，谁也不能进，包括陈的妻子在内，因为陈担心别人弄乱了。黎鉴愚说，陈景润的书房只允许他帮忙收拾，只有他才知道哪些资料该放在哪些地方。
黎鉴愚还是陈景润家的调解员，当陈景润和家人闹矛盾时，他便起了“和稀泥”的作用。
在家里，陈景润就像小孩，经常是一只脚穿袜子一只脚打赤脚，衣服裤子也常常是穿不整齐。两三岁的儿子如果打扰到他的工作，陈景润甚至不管孩子能不能听懂，噼里啪啦地就说一堆大道理。
陈景润的脾气很固执，哪怕是部长级别的人要见他，他都会拒之门外。而一旦来人说是贵州黎老师介绍的，陈景润不但铁定开门，还会叫家人给来者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。
很多人因此觉得陈景润的脾气很古怪。但在黎鉴愚看来，“单纯的生活造就了陈景润单纯的性格，他在数学上是天才，但在生活上却只有小孩的智力。”因此，黎鉴愚对陈景润所有的行为习惯都很理解。
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原因，陈景润很喜欢跟黎鉴愚相处，甚至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。每年黎鉴愚例行回贵州老家休息时，陈景润和家人一样，总是哭着送别。
他为民院争重点院校
陈景润是贵州民族学院的兼职教授。1984年，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，曾邀请一些教育家联名向大会提交议案，建议将贵州民族学院列为全国重点院校。
黎鉴愚知道，以当时的贵州民族学院来说，这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情。“但陈景润就是固执得可爱，他认定的事情就非要坚持”。很多签名的教育家也知道不可能，但碍于陈景润的情面，都签了。
后来，这份议案没了下文。但陈景润对贵州的关爱之情，却深深地打动了黎鉴愚。
1986年，黎鉴愚回到贵州，继续在原校任教。重感情且视时间如珍宝的陈景润，一年总要写几封信给黎鉴愚，希望黎重回北京和他一块儿研究。一直到1991年，陈景润还在坚持写信试图说服黎鉴愚。但黎最终还是婉拒了，他认为这样的机会应该留给年轻人。
后来，黎鉴愚推荐了河南一位20多岁的研究生给陈景润当助手，现在，这位年轻人的成就很高。
在黎鉴愚看来，数学领域里，中国只有解析数论处于国际领先位置。而解析数论的权威，非陈景润莫属。
对于民间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热，黎鉴愚也有自己的看法。黎鉴愚说，高中时，他也曾梦想过解决“猜想”，起初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方法，后经过种种论证，还是行不通。
在北京给陈景润当助理时，黎鉴愚每天的工作之一便是接待全国各地“猜想”迷们的材料。有些论证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是错的；而有些论证，虽然一眼无法看出来，但也知道不可行。
退休在家这些年，仍不断有人找到黎鉴愚，希望他能“鉴定一下”。但黎鉴愚说，这些解题的人用的都是“初等方法”，在世界上，“初等方法”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解决“猜想”的。而在前文中提到的石修光老人，他说自己用的是“高等方法”。
对于能否帮石修光等“猜想”迷们看一看论证过程，黎鉴愚婉拒了。他说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，近些年一直在家休养，很少再碰专业知识了。
“数学是一门很复杂很严密的学科，稍微不留心，就会满盘皆输。”在黎鉴愚看来，研究“猜想”的精神是好的。为了目标去努力，虽然有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，但在追求过程中所创造、发现出的新东西，在科学史上又是十分必要的。
“失败是经常的，成功是偶然的。”黎鉴愚说，成功都是失败堆积起来的。我国有很多人在研究“猜想”，也为此走了不少弯路。在黎鉴愚看来，民间的数学爱好者，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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