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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故宫流失了多少国宝 溥仪盗宝最严重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2018-04-16 00:14:45  阅读:1950+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宋茜
众所周知,当年解放军兵临城下,与国民党华北战区“剿匪”总司令傅作义,展开艰难谈判,促使北平和平解放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,就是为了这座古城的百姓及珍贵文物免受战火伤害。

北京故宫流失了多少国宝 溥仪盗宝最严重

  1949年1月31日,解放军接管北京城,由总司令朱德亲自派遣的解放军将士及文物专家,第一时间进驻故宫博物院,清点遗留文物,并妥善安置。

  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做出批示,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或赎回流失的文物。但是,在新政权刚刚巩固,国库空虚,财政极其吃紧的情况下,无力购回已经流落到海外的大量文物。

  于是,党中央发出文物征集号召,要求国民各尽所能,通过各种途径回收国宝,有钱的出钱,有宝的出宝,有料的爆料,尽可能地减少国宝继续向海外流失。

  为此,故宫博物院还专门成立文物征集专项组,在世界范围内,想方设法对流失的故宫国宝进行搜寻,并对能回收的文物逐一进行鉴定,使它们重返故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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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故宫鸟瞰

  每一个进入紫禁城的人,无不被它的磅礴大气所震撼,为它的红墙黄瓦、雕梁画壁所折服,然而每一个走进去的人在心底又总会留有些许的遗憾,因为总是有众多神秘莫测的大门从未向游客敞开,让人们不禁想一探究竟。其实就在那一个个看似荒芜的院落里,一大批珍稀罕见的金银玉器、名人字画、历史文献正静静地躺在那里,享受着它们近一个世纪以来难得的安逸与肃静。

 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惨痛的一次国宝流失,发生在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期间。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,将1200余件历代书画珍品盗运出宫。这批书画从此踏上颠沛流离之路,从北京的醇王府至天津的张园、静园,再随溥仪到长春,成为伪满洲国的藏品,并随着1945年伪满洲国的覆灭而又一次遭逢劫难。

 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,清政府宣布退位,这座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,但根据当时临时革命政府拟定的《清室优待条件》,溥仪被允许“暂居宫禁”,仍然居住在紫禁城。但暂居紫禁城的溥仪自知皇宫已不可久呆,于是以赏赐自己弟弟溥杰的名义,陆续将宫中大量的秘籍、珍宝盗窃出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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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末代皇帝溥仪

  1922年7月13日,溥仪开始以“赏赐”其弟溥杰为名,趁溥杰、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伴其读书之机,首先将大批珍贵的宋、元版善本书偷运出宫,因为善本书与溥杰兄弟平时随身携带的课本大小相类,方便携带,两个多月来竟然没有引起“内城守备队”值勤士兵的怀疑。于是,一场规模更大的盗运活动开始酝酿。

  从1922年9月28日开始,溥仪先是几天“赏”一次,每次10卷或10册,后来几乎是逐日“赏赐”,赏赐数量也渐渐变多。清朝历来有通过赏赐笼络贵胄亲王、股肱大臣的习惯。嘉庆年间用宫中所藏书法名画进行赏赐渐渐增多,道光以后,赏赐更是有增无减,仅颁赐恭亲王奕砢的就包括宋徽宗赵佶的《五色鹦鹉图》、陈容的《九龙图》等名作,所以,溥仪以“赏赐”为名进行的盗宝活动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。根据国民政府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1925年7月31日发现的“赏溥杰单”和“收到单”统计的数字,至1922年12月12日,溥仪总共盗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,册页68件,而事实上,尚有大批隋、唐、宋、元的珍品没有登记到清单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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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色鹦鹉图

 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24年10月底,直系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。11月5日,新任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率兵进入紫禁城,迫使溥仪迁出了紫禁城,也终止了溥仪和满清遗老们的盗宝活动。

  被盗出的书画、古籍,先是被送往了溥仪之父载沣的醇王府中,并分装成七八十口大箱,通过铁路运抵天津英租界。溥仪被逐出宫后,居住于醇王府,不久又躲进了日本驻华公使馆。1925年2月23日,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,溥仪潜至天津,在日租界原前清名将、湖北提督、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宅张园安顿下来,并在天津成立了所谓“清室办事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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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代帝王图(局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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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阆苑女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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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龙图(局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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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寒林图

  为了维持“小朝廷”的活动和自己的奢华生活,溥仪开始通过各色人等搭桥出卖盗运出宫的字画。据胡嗣瑗《直庐日记》手稿(辽宁省图书馆藏)四月初六日记录:“交下朱益藩二十八日手函,知日使馆代运回画卷,计《寒林图》、《茂林远岫图》、《疗风图》、《牧羊图》、《豳风图》、《花卉》凡六件,均已交到不误……”这段资料真实记录了溥仪向外国人出售国宝的史实。溥仪在天津究竟卖出多少书法名画,已无案可稽,但据王庆祥先生撰《伪满小朝廷覆灭记》书中《八·一五这一天》一文中所述,溥仪在天津时曾“赏赐”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,其中就有唐人阎立本的《历代帝王图》卷、《步辇图》卷,五代阮郜的《阆苑女仙图》卷及宋拓《定武兰亭序拓本》卷等。对一个经手人的外甥竟以如此珍贵的国宝作酬谢,可以想见当时经手数量之巨。《历代帝王图》最终流入美国,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。《步辇图》、《阆苑女仙图》在全国解放以后回到人民怀抱,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 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军国主义在长春成立了“满洲国”伪政权。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,进入长春伪皇宫,由于从天津到长春,路途遥远,所以溥仪只能随身携带少量极其珍爱之物,大批宫中珍宝只能置津待运。据当时在天津专门管理这批珍宝的严振文在1952年初回忆:由张园迁入静园的书法名画手卷约30箱,内装1300件;书法名画册页4箱,内装计40件;书画挂轴一箱,内装21件;宋、元版书31箱,内装200部;殿版书3箱,内装部册不详;大金库两个,内装皮匣两个、手提小金库三十余个。

  溥仪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,暂存在天津的国宝陆续运抵长春伪皇宫。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,存放于“内廷”缉熙楼客厅,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,则整箱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间,在这座时称“小白楼”的楼房中,沉寂了13年。1945年8月10日,日本节节败退,伪满洲国迁往通化,慌乱中,溥仪只能选择书法名画精要携逃,唐周棠《簪花仕女图》、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(现均藏辽宁省博物馆)、五代黄筌《写生珍禽图》(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)等均在其列。但大量的书画则被留在了“伪皇宫”,遭到看守伪军“国兵”的哄抢。争夺中,有些名迹被严重破坏,如北宋大家李公麟的《三马图》(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私人处)至少被撕裂为三截,米芾的传世名迹《苕溪诗六首》(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)被撕抢为碎片,有些竟被毁得不能再现人间,如初唐虞世南的《积时帖》墨本。

  而跟随溥仪逃往通化的国宝也未能幸免。随着时局的变化,当时伪满洲国货币已失去流通价值,只能用携带的珠宝和名贵书画,以低廉的价格换取一行人的生活用品,致使大量国宝流失民间。后来,人们在土改运动中发现的唐代韩幹的《神骏图》、相传为南宋初期赵伯驹所作《莲舟新月图》(现藏辽宁省博物馆)、上世纪60年代北京琉璃厂宝古斋购得的元代赵孟頫的《水村图》(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)等卷,都是当时流落民间的珍宝。但更多的珍宝却早已下落不明,成为不解之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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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写生珍禽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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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簪花仕女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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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“神骏图”原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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